农村光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西西废
农村光棍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10年前，人们关注到的是农村光棍作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强奸拐卖妇女到暴力犯罪；10年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农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却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担忧下荒唐地开错了药方怪错了人。为农村适婚男性暖被窝的不该是女性，而是乡村振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人口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05 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者结婚难。一方面是人口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性别比，令处在婚姻阶梯末端的“丁男”择偶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经济政策与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电影《光棍儿》剧照。
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背后：生女价值不如男
农村光棍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现在20岁至35岁的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间出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人口统计数据资料，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7，即每出生100个女性，对应着107.7个男性。而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22.1，远高于103-107这一国际公认的正常比例。根据1953-1990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来农村人口性别比的显著增长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计划生育之后，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从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以显著看出二胎及三胎以上胎次性别比的增长，如2010年数字分别为130.3和158.4。总人口数量的控制造成了农村性别失衡。
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是封建残余传统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主流的解释也侧重这一方面，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然而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经济与观念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女性的经济效益也不如男性，是显然的事实。封建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模式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养老。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妇女解放”，包括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赋予妇女相同的政治权利、婚姻自由、对妇女的保护与抚养社会化等等，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然而父权统治本身并未打破，体现在不平等的工分制度、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未被打破、劳动分配未考虑到女性特殊权益等等。
总体而言，当时对男女平等的提倡更多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经济上，即女性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领导权）。但客观上，妇女全面走向社会、参与劳动，为女性经济与思想的独立打下基础。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然而如果站在农村家庭的角度，即便在当时，生育女孩的价值仍然不如男孩。当女性承担起繁重农务的时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远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库的活一天能挣超过20工分，而在邻镇担任全职管理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来供全家开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严海蓉指出，“社会主义妇女”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主流话语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恢复“女性化”，妇女与家务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合理化。而农村地区情况更加恶劣。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男性恢复了家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
当时的舆论认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妇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务与从事副产品工作的时间，而不用像过去那样，即使并不强壮的女性也要下地劳动。而事实上，印度学者Kelkar1983年在无锡做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妇女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妇女早上4点或更早就要起床，从事副产品生产10-12小时……同时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倒尿壶……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而生产交易所得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家庭与生产没有任何控制与决定权。”
此外，责任制本身也加强了男性的权威。工分制度式微后，农民秉承生产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的原则，但是工分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赚10个工分，女性8个工分）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亩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亩地。”（Kelka1983）对女性的歧视被制度化了。观念上，农村妇女对政治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几乎降为零。曾经妇女积极参加政治会议，以提高农村妇女意识与争取权益，而新经济政策下这些会议中断了。“妇女从早干到晚，根本没时间参加政治。”1983 年全国妇联承认，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一同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忽略了妇女工作，男性权威观念复兴。（Kelka1983）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偏爱生男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政治地位或经济收益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
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毛泽东提出农村集体组织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供养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社会保障与合作社医疗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医疗等社会保险相比差距悬殊。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寡妇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书记，“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虚空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代开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来自贫困山区的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差不多，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干部在新闻报道中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赌博、毒品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封建”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法律禁止，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不良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整个国家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政治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口中“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下流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代开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资源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2-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 。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模式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资源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资源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最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美满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资源”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以上，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国家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国家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医疗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优惠，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压迫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16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社会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道中，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人权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参考资料:
1、Hershatter, Gail.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Ch 5 Far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Jiang, Quanbao, Sánchez-Barricarte, Jesús. 2012.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7. pp. 2-15
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4、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38(4):383-410.
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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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0、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Vol. 28. No. 3. 160-169
11、毛泽东，1955，“《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12、宋士云，“1949-1978 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透视”
13、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14、严海蓉，2005，“虚空的农村，空虚的主体”，《读书》7;74-83
15、严海蓉，2010a，“‘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 级之一”，《开放时代》6:103-120
16、严海蓉，2010b，“阶级的言说与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开放时代》6:121-139
1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关注 跨文化的博物馆学教学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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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鲁诺·布鲁隆·索雷斯 （Bruno Brulon Soares）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
巴西圣保罗人博物馆 José Marcos Oliva/CC BY-SA 4.0
博物馆学作为一个不仅限于博物馆的理论领域，在过去的40年中，已经超越了对博物馆的基本关注，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博物馆学仍然努力在当代科学和知识分支中找到自身的正名之路。
从本次博物馆学论坛的最初问题来看，一个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博物馆学理论语料库正在国际上建立。这要归功于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为了知识的传播而超越政治边界的学者们。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诞生，通过质疑巴西认识论者希尔顿·贾皮亚斯（Hilton Japiassu）所称的“知识病理学”，挑战了将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学隔开的壁垒。贾皮亚斯提到了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说的西方大学所产知识的粉碎，这种粉碎是建立在学院和系所的区分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受到了当代敢于跨学科理解科学的学者的挑战。博物馆学从属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这一状态——它作为技术规则的一个分支的地位以及难以与博物馆分离，是委员会可能将面临的紧急问题中的其中几个。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困扰着博物馆学。
我们可以想象，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博物馆学之间架起桥梁是不容易的。因为时间恐怕会显现出这些国家和各种博物馆学并没有趋同但具有重要的对话点。但是，一些思想家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建立了一个网络，他们的最初工作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博物馆学理论或是在巴西被称为博物馆学（Museologia）的学科领域的基础。
今天，我们仍然可能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博物馆学是一个理论还是一套实践？是一门科学还是仅仅是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理论一样吗？或者是独立于博物馆的？它是一种哲学还是基于社会实验？我们是在向元博物馆学（metamuseology）的道路演进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在过去几十年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中显得没有边界的“博物馆学”的边界是什么？为了仔细考虑这些顽固滞留在这门学科中心的存在主义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不同的背景，在这些背景下，人们已经多次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巴西博物馆学学派
通过了解巴西的博物馆学学派和该国的博物馆学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有近90年的有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经验，并培育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专业领域。巴西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第一个培训课程创立于1932年，地点在里约热内卢国立历史博物馆。此后，对特定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培训从一套技术内容演变为真正的反思性学科。
第一个学术课程是1969年在巴伊亚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开设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课程”（Curso de Museus）与历史博物馆分离，加入里约热内卢大学，即现里约热内卢州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并正式更名为博物馆学课程（Curso de Museologia）。
在这一专业和学术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瓦尔迪萨·卢西奥·瓜尼埃里（Waldisa Rússio Guarnieri）的理论思想在学术上导致了巴西第一个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的理想化。该课程于1978年在圣保罗创立，旨在培养专业化人才，挂靠于圣保罗社会学与政治学基金会学院（Fundação Escola de Sociologia e Política de São Paulo）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院。2006年，在里约热内卢开设了第一个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紧接着开设了南美第一个硕士课程，随后在2010年开设了第一个博士课程。
巴西圣保罗人博物馆长廊 Sturm/CC BY-SA 4.0
博物馆学：仅仅是理论还是仅仅 是博物馆实践？
这门课程连同在该国发展起来的“博物馆学”的概念是两个重要合流的结果。第一种合流源自巴西国内的背景，与国立历史博物馆自1922年成立后对工作人员的需求有关。第二个合流是外来的，即20世纪20年代后主要由国际博物馆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以及20世纪40年代后主要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传播国际思想和知识潮流。
古斯塔沃·多特·巴罗佐（Gustavo Dodt Barroso, 1888—1959）担任课程主管。他曾经是政治家和记者，是20世纪初在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活跃的巴西知识分子。他喜欢称自己“文人”。他不关心博物馆的理论化，而是为博物馆收藏管理提供技术培训。
他在1932年成立了亲自构思和讲授的新课程《博物馆技术》，这在南美大陆是史无前例的。课程由他本人收录于名为《博物馆技术入门》（Introduçãoà Técnica de Museus）的两卷本著作中，出版于1946年至1947年，作为课程主线。一个面向技术实践的理论基础由此根据国际博物馆工作标准被建立起来。
在通过不同的文献、证词和研究成果流传至今的博物馆学知识中，我们可以预见至少三种发展趋势影响了当代博物馆学：规范性博物馆学（normative museology）、理论性博物馆学（theoretical museology）和反思性博物馆学（reflexive museology）。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性，且如下文所述不一定按时间先后顺序理解。
巴西国家美术博物馆雕塑厅 Sailko/CC BY 3.0
规范性博物馆学
直到1950年至1975年间，博物馆学更普遍地被理解为一套组织和描述博物馆工作的规则，具有规定性和规范性的特征，在某些语境下这一特征还在当时被标榜。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尤其是欧洲专家参与的众多国际化活动，巩固了“博物馆学”（museology）这一词汇在欧洲博物馆专业人员和其后在非欧洲世界的某些地区中的地位。
1934年，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由国际博物馆局举办的马德里国际会议。为了讨论“博物馆展陈学”（museography）的相关问题，本次会议最终以《博物馆学——艺术博物馆的建筑与组织》（Muséographie–Architecture et aménagement des musées d'art）为题出版了两卷论文集。作为20世纪前几十年博物馆学规范作用的一个例子，本出版物在诸如博物馆照明、供暖和通风、临时和永久展览、博物馆建筑、物品标签等主题中提出了“值得关注的例证”。
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46年成立时，一个更广泛的博物馆领域国际项目开始实施。这个超国家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邀请“一批博物馆领域领导者”组成各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每个国家委员会最多有15名成员，他们将“尽可能广泛地代表各自国家的博物馆利益” 。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精英层由此建立，为世界各地不属于这个小范围组织的其他专业人员制定规则。国际博物馆理事会成立仅仅两年后，巴西在1948年就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全国委员会。
鉴于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不断培训，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行了两种专业期刊。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唯一用于博物馆知识流通的出版物。第一种是《博物馆》（Museum），作为国际博物馆局出版的《缪斯神庙》（Mouseion）的延伸，是塑造国际博物馆实践的指导方针。第二个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新闻》（ICOM News），则是一份关于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的特定新闻和报道的公报。
1939年，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课程被《缪斯神庙》期刊称为世界上博物馆培训的成功范例之一。这表明该课程及其背后的巴西知识分子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信息正是在其中流通。
后来，195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个培训课程，面向巴西当局和专家组成，主题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国际博物馆协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定义博物馆领域的术语和概念，协会总干事乔治·亨利·里维耶尔将“博物馆学”定义为“研究博物馆使命和组织的科学”，并把“博物馆展陈学”定义为“与博物馆学相关的一套技术”。里维耶尔最初定义中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概念分离，之后被专业人员和学者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培训课程中遵循，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被遵循到了21世纪初。
直到20世纪末，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截然区分一直引领着巴西博物馆知识的组织。然而，这对其他早期博物馆学诠释的版本并不重要。在东欧一些博物馆专业人士的工作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正如他们所设想的，是实践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实践则只能通过理论反思来改进。
1962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市的扬·埃万杰利斯塔·普尔基涅大学（J. E. Purkyně University）哲学院创建博物馆学系时，博物馆学的理论概念以及结构化的思想体系被设想为证明这一学科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大学教育框架中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当时该国的博物馆学应被证明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其培训应为博物馆提供实际成果。
当时对巴西博物馆学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博物馆领域的规范化在巴黎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研究所的首个博物馆学的学术课程中更加突出，该课程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前总干事和终身顾问乔治·亨利·里维耶尔负责。本课程的教学大纲以博物馆的定义、目的和功能结构为中心方向。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视角引导了一种博物馆学理论，并在地缘政治框架内引发全世界的争论。
理论性博物馆学
在前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扬·贾利内克（Jan Jalínek）的指导下，培育一个博物馆学辩论的民主论坛的愿望成为早期推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ICOFOM）建立的主要因素。1977年，在莫斯科举行了该国际委员会第一次组建会议。1978年，在波兰举行了第二次组建会议。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对所谓的“铁幕”提出了挑战，促进博物馆学思想在来自分裂世界的各方成员中自由交流。
博物馆学之间的桥梁不会止步于铁幕之内。新的委员会承担了发展国际博物馆学理论基础的必要任务，并试图证明对“科学论证”（scientific argumentation）的攻击是错误的。
1980年，由维诺斯·索夫卡（Vinos Sofka）编辑的第1期《博物馆学工作论文》（Museological Working Papers）直接讨论了根据机构需要组织的多元实践和一门具有坚实基础的潜在科学之间的反差。该期的结论是“一个简单的共同的博物馆学并不存在”，这是维利·托夫特·詹森（Villy Toft Jensen）在考虑了20世纪70年代东欧几位博物馆专业人士的意见后得出的。面对早期国际共同体对统一理论的呼唤，博物馆视角的差异在一开始就增加了博物馆学在博物馆实践领域之外发展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茨比内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ý）辩称，“博物馆现象确实是人与现实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表达”，而这种需要研究和正确理解的关系需要其他现有科学没有提供的特定知识。他的计划得到了许多追随者的支持，如安娜·格雷戈洛夫（Anna Gregorová）、瓦尔迪莎·鲁西奥（Waldisa Rússio）、伊沃·马洛维克（Ivo Maroević）、彼得·范·曼施（Peter van Mensch）、托米斯拉夫·索拉（Tomislav Sola）等。这一计划与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20世纪80至90年代是这一目标被探索的时代——以理论术语定义博物馆学，并使其被承认为一门学术学科。
同时，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法国博物馆学正被重新调整为创新的博物馆形式和新形式带来的新实践。里维耶尔是第一个处理“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定义问题的人，认识到这个概念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定义。他很少参与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辩论，而是与于格·德·瓦里那（Hugues de Varine）一起为生态博物馆研究一种理论，而德·瓦里那后来接替他成了国际博协总干事。他们的一些核心思想通过里维耶尔的学生安德雷·戴瓦雷（André Desvallées）才被介绍给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当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理论家在哲学和认识论层面上讨论斯坦斯基提出的概念思想时，安德雷·戴瓦雷定义和理论化的法国“新博物馆学”（Nouvelle Muséologie）运动将成为国际上博物馆学思维的一个有吸引力的趋势。因此，斯坦斯基和戴瓦雷的共同点是对博物馆学统一理论的构想。斯坦斯基想要建立一个有理论基础的博物馆学体系，而戴瓦雷同时也辩称，“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中，只能存在一个单一的博物馆学，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在这一时期，这种不同视角的皈依将成为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研究的核心内容。
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继续为博物馆学开发一种专门的词汇。自《博物馆学词典》（Dictionarium Museologicum）的最初项目开始时，斯坦斯基和其他认同他观点的东欧成员就致力于为博物馆领域创造一个术语体系。后来，1993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年会上，成立了一个名为博物馆学术语的永久性研究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基本术语和概念体系。该项目演变为创建一个博物馆学词库（Thesaurus Museologicus）的想法，这由法国博物馆学家安德雷·戴瓦雷来协调。后来，该项目催生了最近出版的《博物馆学关键概念》和《博物馆学百科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些斯坦斯基提出的术语。
20世纪90年代，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影响下 ，巴西博物馆学理论领域的理论成果日益增多。该领域论文的撰写以及与国际作品相关的研究项目使巴西的博物馆学理论达到了卓越的水平。
1990年，特雷扎·舍纳（Tereza Scheiner）和纳利·德卡罗利斯（Nelly Decarolis）创建的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会拓展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语理论产生的前景。同时，1997年，由舍纳推出的巴西主要博物馆课程的新内容将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探索的一些理论主线纳入了课程的学科和内容中。
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当时担任博物馆学学院院长的特雷扎·舍纳是负责课程改革项目的教授。她构思了一门紧跟博物馆学理论学科架构的课程，从当代博物馆全景一直到博物馆学的哲学研究。这种课程模式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目前仍在巴西开设新课程时使用。
在所创建的新学科的项目中，最被参考的作者是：费尔南达·德·卡马戈·阿尔梅达·莫罗（Fernanda de Camargo e Almeida Moro）、于格·德·瓦里那—博昂（Hugues de Varine - Bohan）、瓦尔迪萨·鲁西奥·卡马戈·瓜尼埃里（Waldisa Rússio Camargo Guarnieri）、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茨比内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ý）以及两卷《博物馆学工作论文》22（1980—1981）、两本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创始出版物和几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的《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rnational）。其他与博物馆学领域没有直接联系的作者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项目中。其中，包括传播领域的亚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Moles）、符号学领域的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哲学领域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教育领域的保罗·弗雷尔（Paulo Freire）。
正如托米斯拉夫·索拉所指出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未来的某个地方，零散的见证和宣告将融合成一个紧凑的系统……”事实上，这是第一代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博学家们的愿望，且在多年的辩论和发表的理论论文中都有表达。然而，对彼得·范·曼施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在于理论学家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现实作出重要反思的能力。
圣保罗艺术博物馆 The Photographer/ CC0
反思性博物馆：走向多元 化，跨文化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的最新出版物存在于两个专业领域之间：实践，但不一定限于博物馆的经验世界；反思性理论，这使博物馆专业人员（或博物馆学家）成为真正的“思想家”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
这是由于欧洲的博物馆学家和非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学家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就在一个真正的网络内合作，这也使得对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学理论的多元方法的讨论成为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国际博物馆协会对欧洲博物馆学的引进模式提出了第一批问题，便开启了一扇对“博物馆”这一广义术语下所定义的多元文化体验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窗口。包括1972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标志性的智利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等活动，呼吁在欧洲的方法和概念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提高其他博物馆学的能见度。
博物馆学作为所谓的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反思性领域，逐渐拓展到博物馆现实和多重体验的各种不同认知。在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学科建立了理论基础之后，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受到挑战，被敦促去认知这些其他的博物馆学，而这些其他的博物馆学没有某些理论家曾试图捍卫的博物馆学那么绝对。
为回应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章程及其权力下放和区域化的要求，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于1989年建立区域分会纳入了其三年规划。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会很快成立，并由特雷扎·舍纳和纳利·德卡罗利斯领导。很快其他分会也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如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西伯利亚分会和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亚太分会。
这些区域组织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博物馆实践的多样性，发展博物馆学的理论思维。
事实上，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会促进了该地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理论文本的流通。该分会形成了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让经验和专业人员（其中主要不是学者，而是不同级别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欧洲作者的理论建议进行自己的诠释。
从一方面说，斯坦斯基对博物馆科学地位的假设被逐步接受并被一些思想家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特雷扎·舍纳、纳利·德卡罗利斯、诺玛·罗斯科尼（Norma Rusconi）。从另一个方面说，影响了多重实践的特定博物馆经验可能导致了一种作为演化中的理论思维基础的实验性博物馆学的产生。
今天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从博物馆实践的规范性领域转移到用于多元实践、批判性研究的反思性领域。因此，我们能够提出理论性问题，以引发真正的社会变革。在这些问题中，我们感兴趣的不再是事实或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事实问题，而是问题本身或是“关切问题”（matters of concern）。在这个新的“科学”中，科学家的作用很重要，而且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科学领域。
巴西圣保罗人博物馆 JoséMarcos Oliva/CC BY-SA 4.0
反思性博物馆学因此可被认为是博物馆学的“永恒觉悟”（permanent consciousness），是用于对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化的有觉悟的观察。
这一新的反思改变了巴西的博物馆学领域。今天，在巴西国内已有20多门相关课程。理论和学术领域制度化的需要，使巴西的环境成为现代博物馆学的一片沃土。今天，巴西的博物馆学涵盖了许多潮流和趋势，这些潮流和趋势标志着新知识生产和学术学科的丰硕成果：社会博物馆学、实验博物馆学、批判性博物馆学……在巴西的案例中，这些学科是理论与当地实践碰撞的结果，也是后殖民地时期的反思和行动碰撞的结果。
博物馆学是由博物馆的专业思想家和实践者建立的一个领域。博物馆学在以学术研究和不同博物馆学之间的跨文化合作为基础，在今天，为有关自身术语、概念和范式的争议搭建了一个专门的平台。
来源：新华号 《艺术博物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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